文革的一段时间，我家乡小镇上的赵师傅是远近闻名的，原因是人们穷得连饭都吃不起，更别说吃什么肉了，而40来岁的赵师傅是镇上唯一的（属于集体供销社）屠夫兼卖肉商，因此，人们依恋一个屠夫肉商就可想而知了。虽然不能直接都得到他的什么恩惠，但人人都觉得这个赵师傅就是了不起。

赵师傅不但面相好，为人也好。他工作勤劳、办事认真、为人友善，一生卖肉都比较公正，从来没看见他经销肉类有什么违法乱纪、营私舞弊的不良行为，因此，镇上没有人说他不好的。当然，人们更敬重他的原因还是因为他从事的职业好。

那时，社会贫困、经济十分萧条，这种萧条也反映在人们的身材和面容上，走在大街小巷，就根本见不到一个胖子，因此，在满街的铺天盖地的豪言壮语和革命口号中，绝对看不到什么减肥广告。归根结底，就是没有肉吃。

当然，赵师傅的体形是例外，他比普通人略微结实一点，人们完全能够理解这与职业的关系，就像人们也能够理解厨师总要比普通人的身材粗壮一样。

且不推论那个时代为什么没有肉吃，反正，当时的赵师傅出现在哪里，“赵师傅，您好！”的呼唤声就在哪里震荡且不绝于耳。人们一见到他，总是对他很礼貌地微笑、亲热地点点头。而从赵师傅的表情来看，他似乎感觉到了人们对他的尊重，也似乎感觉到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的崇高性。他曾对人说：“他家祖祖辈辈都杀猪卖肉，从没有见人们像今天这样有礼貌、都很尊重他们一家子。”

人们最崇拜赵师傅的情景，记得是在他提刀砍肉之时。赵师傅手法娴熟，只见他手起刀落，几斤几两猪肉便被准确地分为几块，令人想起包丁解牛的故事。那架势、那威风，好生让人羡慕。

更记得是每周二、四、六清晨9点，当赵师傅准时出现在他的肉店门前时，排队站了通宵的人们忽然失去了疲倦，精神振奋起来，肉店门前人头涌动、热闹非凡，人们千呼万唤，整个小镇上空都回响着“赵师傅、赵师傅！”的呼喊声，崇拜之风达到极致。

人们高举并挥动着双手，手里捏着可怜的一点人民币，双眼放着红光，深情地、紧紧地盯着赵师傅、也紧张地看着肉架钩上挂着的不多的猪肉，而人们都清楚买卖规则：每人每天最多只能买一斤猪肉。一般到了上午11点钟，赵师傅出售的猪肉就卖得精光。

那时的粮肉都是凭票供应，少的可怜。猪肉是每人每月半斤，腊肉是每人每年一斤。猪肉是0.7元一斤，腊肉是1.05元一斤（大米是0.142元一斤）。价格很多年没变，但普通每月人均工资也才15—20元左右，很多年也不见涨。一方面社会粮肉紧缺，一方面人们也没有钱买。普通家庭每年大约吃不上5次肉。人们都省吃简穿挨到过年，一家人一年才能吃上一只鸡。

赵师傅卖肉“执法”很严明，绝不允许任何人插队，要求人们依次购买。人们虽然穷，但都很听话、比较规矩。人们愿意花很多时间通宵达旦地排队，风雨无阻，就等着天亮肉店开门的那一刻，人们都渴望能吃到一点肉啊。（不说买肉，记得一次人们排队买包白菜，因为没有拿稳，包菜就在密密麻麻的人头上面滚动，都没有掉地。）

由于肉少，又凭票购买，隔天才卖一次肉，每次也只能少数人能够买到，通常，排在长长队伍后面的多数人都是空手而归的。但人们还是愿意长年累月、通宵达旦、乐此不疲地排下去，为了全家能吃点肉，人们都能持之以恒。

毫无疑问，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。当社会物质严重匮乏时，任何动物的本能，就是向往一种好的生活。时代在不断变化，当初人们都普遍羡慕家庭出身好的（家庭背景越穷越好），后来又羡慕当兵的、开车的，再后来羡慕教书的。而今天，人们都羡慕政府官员、公务员、房产商和大老板，好多年轻人都想找当官的和有钱的。

当时那个年代，我家乡那个小镇上的人们都不像现在这样看问题，当时有人对赵师傅的评价是：“人好、心好、手艺好、卖肉更好”，因此，好多女人悄悄地说：“嫁人，就想嫁给赵师傅！”

（2008年7月6日.写于广州）